孔令瑜
2026 年 9 月的新聞中，至少有四名外籍家庭傭工在僱主家中輕生。她們輕生的原因，到底是工作壓力、財困、家庭壓力，還是其他不為人知的痛苦？新聞沒有詳細報道，我們也不應輕率猜測。然而，每個人的生命都來自天主，都有不可剝奪的尊嚴。面對有人以自殺結束生命，我們不能視之為解決方式，或生活痛苦的出路。但珍惜生命，不應只是在悲劇發生後才說出口，也不應變成對受苦者的要求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是否能看見他們的疲累和孤單？能否行近一步，讓承受重壓的兄弟姊妹知道：她們不需獨自面對一切？
「外籍家庭傭工」，香港人常稱她們為「姐姐」，這個稱呼表面上比「傭工」來得親切，也反映她們在許多家庭中扮演照顧者的角色：陪伴孩子成長，照料長者起居，維持家庭日常。但「姐姐」這個稱呼本身也有點矛盾。因為家人未必真正視她們為家庭的一分子，是兄弟姊妹。她們雖住在同一個屋簷下，處理家庭日常生活的種種問題，但當自己遇上困難時，她們卻沒有自己的空間，思考和梳理問題，往往只能獨自承受。
當然，香港並非沒有真心善待外傭的家庭。許多僱傭之間建立了深厚感情，有些孩子視照顧自己長大的外傭為真正的家人，外傭回鄉後也保持聯絡。但一個人的尊嚴，不應只靠僱主的善意維持；休息、私隱和安全，也不應只是遇上「好僱主」時才得到的恩惠，這些都是每一位勞動者都應享有的基本尊重和保障。當我們叫她們「姐姐」時，我們是否真的把她們當作姊妹般尊重、接納和同行？
香港外傭制度其中一個核心問題，是強制與僱主同住。表面上，同住可保障外傭有住宿，也方便家庭照顧需要；但在現實中，這安排卻令工作與私人生活難以分開。我們下班後，可離開公司，回到自己的家；外傭卻要困在同一個地方工作、吃飯、睡覺和休息。「下班」的界線變得模糊，真正休息亦十分困難。
此外，香港居住環境普遍狹小，不少外傭未能有獨立房間，甚至與小孩或長者同房。連與家人通電話、安靜祈禱、哭泣或單純獨處的空間都沒有，精神壓力自然難以排解。強制同住不單單是住宿安排問題，更牽涉休息權、私隱、精神健康和人的尊嚴。
正因如此，公共休憩空間對外傭格外重要。每逢星期日，我們都會看見不少姐姐聚集在中環、銅鑼灣、公園、天橋底或教堂附近，席地而坐，分享食物，聊天，唱歌，打電話回家，參與彌撒或同鄉聚會。有些人批評她們「阻街」或「不美觀」，但若願意換位思考，就會明白：她們需要在假日尋找一個空間，與朋友聚會和讓自己休息。制度要求她們住在僱主家中，卻沒有相應安排讓她們有屬於自己的休息位置，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地方。
在這處境下，教會和堂區擔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香港很多外傭都是天主教徒。主日彌撒是她們維持信仰、身份和心靈力量的重要支柱。教堂除了是她們享受與天主相聚時光的地方，亦應是一個安全、被接納、可休息、可求助的地方。
教區全人發展委員會最近進行了外傭在堂區休憩空間的調查，以協助教區和堂區了解外傭需要怎樣的空間和設施。這並非行政資料收集，而是教會聆聽弱小者的聲音、辨識使命的過程。 （詳細調查報告可見「全委會」網站或社交媒體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