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思
政府當論及封區禁足時,提及一連串的數字:兩條街、四條街、三千工作人員、數百至一萬的居民、確診率是多少等等,但這些數字背後都是活生生、生活困苦、手停口停的基層市民。疫情由去年一月起,至今已至第四波,雖然病毒不會選擇何種身份、何種地位的人來傳播,但往往基層市民所面對的風險較一般人高,所受的生活打擊也較普遍人為重。可是,疫情至今,政府基本些上未回應過基層處境,很多基層市民被僱主通知未來將會裁減人手。假如被僱主要求無薪假或被解僱,失去穩定收入的基層市民根本難以負責高昂的租金,而只能依靠之前的積蓄來繳租,甚至付不起租金而被業主要求搬遷。他們除了面對經濟和租金壓力外,很多劏房的衛生惡劣,污水渠亂駁錯駁,增加病毒在大廈內垂直傳播的風險,面對這些困境,基層市民無一不感到無助。
林鄭月娥回應記者的提問時,表示會總結經驗,下次會做得好些。但筆者想問這些年來,政府有沒有汲取的2003年的「沙士」的經驗?從「沙士」一役,大家都知道公眾衞生對防止社區傳播非常重要,當年淘大花園大爆發,令我們知道喉管可以是病毒傳播的重要途徑。當時政府亦承諾會處理高樓大廈的喉管問題。差不多18年了,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多少的工夫?現時被劃出的幾個強制檢測管制區,都有衛生黑點,另外多幢實行強檢的大廈當中,不少都存在喉管問題。
的確是次疫情是天災,也同時是人禍,多次疫情的大爆發的起源都是由外傳入,香港市民多次要求政府封關,都不得要領,現在換來的是封區。政府希望市民體諒,但當局有否體諒市民,特別是基層市民的困境?教宗方濟各在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指出:「日常生活經驗及科學研究指出,一切對環境的衝擊所造成最嚴重的後果,由最貧困的人承受。」(48節)疫情肆虐,改變我們的生活常態,作為政府肩負服務市民的職責,更要設身處地去考慮及回應弱小者、有困難的市民的需要,而非只是以行政角度去處理社會問題。
